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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氏渊源

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飞 ——我从未见过面的外祖父、菲律宾侨领郑玉书

时间：2016-05-08 来源：来自网络作者：郑氏网

海外郑氏• |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飞

——我从未见过面的外祖父、菲律宾侨领郑玉书

郑玉书个人照

我从未见过我外祖父郑玉书的面，自然对于他我是比较陌生的，不过，我又时常听见家里人提及他，而且，他又是已故的著名菲律宾侨领，对于他似乎又很熟悉、亲近，毕竟我们是血缘一脉相通。据百度百科“郑玉书”条目介绍：“郑玉书(1887～1965年)名崇瑞，又名瑞麟，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生于永春仙夹乡夹輶村。少时曾往菲律宾宿务，协助其父经营振东商行，后回国。17岁以博士员子弟入永春州学，嗣转厦门读中学，后在北京攻读医科。”百度百科、360百科、搜狗百科都把我外祖父的出生地写错了，不是“夹輶村”，而是夹漈村，《永春地名网》关于郑玉书的介绍，写的就是正确的“仙夹乡夹漈村人。”

郑玉书晚年照片

这几天，我在网上查资料时，颇有些意外收获，发现一是：我外祖父郑玉书是宋朝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世称夹漈先生）的后裔，据郑达夫新浪博客《五绝怀夹漈先生》一文道：“郑樵后裔在福建泉州名山－天柱山下开辟一村庄，名曰夹漈，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学者、工商巨擘辈出；其中郑少坚，成立菲律宾首都银行。居菲律宾最大的民营银行之位，国内外银行机构超过四百六十多家，在国际华商五百大企业之中，排名第二十七名，菲律宾华商之中排名第一名，成为菲律宾金融界的龙头；郑仓满为东南亚面粉大王……；郑玉书为著名侨领，蜚声海内外”。《东南早报》2009.4.1《郑成功远祖叫郑昭》一文（记者朱彩云）也道：“专家们介绍，从《郑氏宗族史》及郑樵后裔郑玉书的《郑氏迁居各地诸始祖表》中新发现的记载，和营里郑谱的有关渊源出处记载相吻合。”关于“郑樵后裔郑玉书”的说法，许多报刊及网上都提及，如2009年4月2日《泉州晚报·海外版》刊载的《郑成功远祖之谜破解》一文（记者朱彩云）、《荥阳与郑氏》报2010-07-20 刊登的《〈漳浦营里郑氏族谱〉发现郑成功远祖之谜破解》一文（作者:郑荣都）、百度贴吧“我想问一下温州郑氏起源”、360问答“温州天柱山脚下怎么有郑成功的祖坟”等都有此说法。来源于安溪县情资料库的《安溪郑姓》一文道：“早在西晋永嘉年间，也就是距今约1700年前，河南荥阳郑昭就第一个进入福建，成为郑氏入闽始祖。据《福建通志》记载，郑氏为晋朝八姓(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入闽之一。郑昭入闽是为了避乱，但在福建开基入业后，其后裔就以儒业致显，如唐代莆田‘南湖三先生’就是突出事例。郑露、郑庄、郑淑三兄弟，结庐莆田南山，构堂讲学，发展教育，繁荣文化。宋代著名学者郑樵和状元郑侨都是郑庄的后裔。郑樵，少年好学，筑室夹漈山麓，因称‘夹漈先生’，修《通志》而闻名天下。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郑樵的后裔有一支迁入泉州永春仙夹乡，特以‘夹漈’来命地名，已发展成为当地一大望族，并且早在明清就开始大量移居南洋，据在菲律宾编篡的《夹漈郑氏族谱》记载，海外族人数量超过了本乡人数。”

而《夹漈郑氏族谱》正是我外祖父、菲律宾侨领、郑樵后裔郑玉书纂修的，他生前任菲律宾荥阳郑氏宗亲会顾问。在《永春地名网》《永春县仙夹镇夹际村委会概况》道：“地名含义由来有三种：其一，以地形取名，因夹际两边是山，中间夹一溪水，水尾成一瀑布，故称夹际。其二：以山形取名，夹际始祖郑氏居住天柱山下，而郑氏始祖郑樵居山中写史之地称夹际山。其三：以郑樵号夹际为名。别名乞蔗。”此概况把“漈”简化字为“际”，网上有这通用的例子，或者是个笔误。而我外祖父郑玉书的出生地正是夹漈村这弹丸之地，所以，是郑樵后裔的概率极大。由于有这么多资料都说我外祖父郑玉书是郑樵后裔，我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一说法。

我的发现二是：我外祖父郑玉书的郑氏家族与郑成功家族同一支，《东南早报》2009.4.1《郑成功远祖叫郑昭》一文道：“一部来自漳浦六鳌营里郑振仕收藏的古谱《漳浦营里郑氏族谱》揭秘，漳、泉两地郑氏是亲兄弟。这是一本极其珍贵的史料，翔实记载了漳州古县、漳浦旧镇港、漳浦埔尾等地郑氏与南安石井郑氏系同祖兄弟，且溯源追远，为破解郑成功高祖及远祖之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佐证就是前面已引述过“从《郑氏宗族史》及郑樵后裔郑玉书的《郑氏迁居各地诸始祖表》中新发现的记载，和营里郑谱的有关渊源出处记载相吻合。”“由此，郑成功的高祖、远祖之谜得以破译。”《郑氏迁居各地诸始祖表》刊于我外祖父郑玉书纂修的《永春夹漈郑氏族谱：五卷》中，由台湾龙文出版社民国92年（2003年）出版。2009年4月2日《泉州晚报·海外版》刊载的《郑成功远祖之谜破解》一文的内容与上文大致相同，不再重述。《荥阳与郑氏》报2010-07-20 刊登的《〈漳浦营里郑氏族谱〉发现郑成功远祖之谜破解》一文（作者:郑荣都）也道：“《漳谱小引》开头一段即直接记载了‘清源泉郡名山也，其西北之峰境属南安。入闽五世祖琳芝公子孙居之，筑庐于南安之双路口，即清源西北峰之下，群聚州处，相继绳绳，称望族也。’说明琳芝公后裔文钦公之祖地。《漳谱小引》最后部分则记载了渊源问题，“闻诸父老颇知源流，入闽始祖于西晋（谱误为东晋）永嘉时，自河南固始县白沙镇避地到闽，侨寓兴化，至琳芝公五世，所出有十八公郎肇基各处，传继于今。’又从《郑氏宗族史》及郑樵后裔郑玉书的《郑氏迁居各地诸始祖表》中，发现关于琳芝公的渊源世系，两处记载是一致的”。该文引用了许多资料后说，“根据上述有关资料的记载，说明《漳谱》有关渊源出处记载无误。石井郑氏与漳州古县、漳浦旧镇港、漳浦埔尾三地郑氏先祖为兄弟，同祖为文钦公，高祖为郑桓公四十三世孙、过江始祖郑庠五世孙郑林芝（即《漳谱》的琳芝），远祖为郑桓公四十世孙（郑氏入闽始祖）郑昭。郑成功石井本宗郑氏，属福建郑氏六大派中的清源派。”

据百度百科“郑玉书”词条介绍他道：“辛亥革命后，随福建北伐军驻上海、烟台，任军医长。民国3年(1914年)起，先后任驻宜昌陆军十三团医务所主任，驻厦门第十混成旅军医官，福建陆军第一师正军医官和闽浙援粤军卫生部长。民国7年，再赴菲律宾经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省革命迅速开展。当时，福建提督、闽浙军务处总办、新军第十镇统制（师长）孙道仁对形势尚持观望态度，而时任新军第十镇第20协协统（旅长）许崇智1906年就加入了同盟会，那时福建同盟会员已有万人，许崇智觉得自己影响力不够，他希望照搬已成功的“武昌模式”，找一个福建的“黎元洪”——即自己顶头上司孙道仁。11月5日，同盟会领袖们把孙道仁请到福州仓山泛船浦港头江中的一艘夹板船上谈判，孙道仁终于表示：“大势如此，只得顺从。”会上议定，推举孙道仁为福建军政府都督，彭寿松为参事会会长，许崇智为革命军总司令，统率驻福州的新军，于11月12日发动起义。当时周边各省已纷纷独立，福建的独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立宪派希望实现不流血的革命，开出条件：政权移交给新政府，满族官员投降并交出武器，满汉不再区别对待，满人的俸禄照发不误。孙道仁还特意到将军署面见福州将军朴寿，好言劝他“识大体、明大局，不要过于固执”。谁知朴寿竟将孙道仁软禁，闽浙总督松寿闻讯后再三力保，朴寿才把孙道仁释放。

由于朴寿探知起义发动时间，要先发制人于11月9日进攻同盟会总部，于是，革命党人便把起义日期提前到8日夜，孙道仁8日发出密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彭寿松为先锋队和差遣队指挥，于当晚向于山发起总攻。当时，满洲八旗驻防福州的兵力共2600余人，其中有千人装备德国造毛瑟枪，称为捷胜营，八旗兵在兵力对比上还是占优的，朴寿部署捷胜营防守鳌峰坊（于山北麓）法政学堂一带，其余布防于旗界各城门及旗下街（今东街东段）、河西街、河东街等处。而于山则是福州中心制高点，居高临下可俯瞰旗下街的旗营，尤其便于炮打敌军的司令部将军署（今省立医院院址）。当晚，许崇智号召大家立下军令状，跟随他赴于山作战，全体举手响应。

1911年11月9日凌晨，许崇智派标统蒋国斌带步兵1个营攻下福州屏山高地及山顶的清军八旗弹药库。而许崇智亲率步兵1个营占领于山阵地，并设指挥部于观音阁，孙道仁、彭寿松、黄展云等人也随许崇智上于山前线指挥部。许崇智将炮兵营六尊山炮架在天君殿附近，炮口指向旗营。拂晓5时，革命军在于山炮兵阵地首先开炮，第一炮轰击水部水关闸，第二炮命中将军署，但因炮弹缺乏，发炮10余发后停止，步兵暂取守势。旗兵从旗汛口、狮桥头大路冲出，与革命军巷战，均被击退。旗兵佐领文楷见于山炮声沉寂，率杀汉团冲锋队分路从观巷、九曲亭向于山猛扑，企图夺炮。于山新军坚决阻击，学生炸弹队不断投掷炸弹，将冲至半山的冲锋队击退。接着，占领鳌峰坊法政学堂的捷胜营，从洋房窗口向于山阵地猛烈射击，造成革命军多人伤亡。就在两军鏖战之际，屏山弹药库的炮弹运到于山指挥部，炮兵阵地立即集中火力，一股作气摧毁了占据法政学堂楼房制高点的捷胜营，旗兵死伤甚多，余部纷纷逃窜。接着，炮兵又猛轰将军署，将军署多处中弹起火。这时，从闽北驰援福州的徐镜清巡防营在许崇智所派代表的晓以大义下倒戈，由洪山桥开进城内参加起义，革命军声势大振。于山上的新军步兵乘势冲下，重创杀汉团冲锋队。不久，已经反正的长门炮台统领陈恩焘派出的百名士兵携4尊大炮急赴城内助战，革命党人将马尾船政厂旧有的枪械、子弹全部运到于山革命军指挥部。一时间革命军军威大振，打得向于山反攻的清军屁滚尿流，福州将军朴寿与统领德润先是躲到蒙古营副都统明玉家中，片刻后，朴寿独自便化装成挑粪的农民逃往郊外。中午11点半，八旗官兵见主帅逃走，在水部城门上竖起写有“将军出走，停战议和”的白旗，但革命军怕他们诈降，置之不理，继续炮击。下午2点，清军又在于山天君殿前榕树上挂起写着“请求停火，全部缴械乞降”的白布，派明玉、吴振翔到于山指挥部和花巷司令部请降。孙道仁、许崇智当即下令停火，命全部旗兵至南校场（今五一广场）呈缴武器（毛瑟枪1000余支）。下午4时左右，总督松寿见大势已去，微服出署，至盐道前（今鼓西路）高开榜画店吞金自杀。10日，革命军生擒朴寿，将其押到于山。晚11时，有数百清兵蜂拥直扑于山，被革命军击退，在反扑中，朴寿想乘机逃脱，不意在途中被追获，经司令部宣布其罪状，将其押到炼丹井处，就地正法。战事至此结束。

11月13日，福建军政府成立，举行都督就职典礼。郑祖荫代表同盟会授予孙道仁都督印信，文为“中华军政府闽都督之印”，孙道仁接印，张贴就职告示。福建光复后，新军第十镇改编为福建第一镇，杜持任第一镇第二协统领（旅长）。当时，陈其美以沪军都督名义致电各省都督，建议组织北伐联军。为了彻底推翻清政府，福建都督府也准备组建北伐军参战，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陆军第一镇第二协组成，一部分由学生军组成，由许崇智任闽军北伐军总司令。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一日，南京政府改编福建第一镇为中央陆军第十四师，许崇智任师长，杜持任第二十八旅旅长。1912年1月17日，在福建北伐军司令许崇智率领下，福建北伐军前往上海。出发时，警务部、陆军部有千余人为其欢送，造成“城内至南台各处观者堵塞街路”盛况。当闽军到达上海后，恰逢孙中山、黄兴主持北伐军事，组织六路大军北伐，派刘基炎率沪军先锋队往烟台增援，于是，决定再派福建北伐军前往，由杜持率第二十八旅驰赴烟台。当闽军到达烟台时，在烟台以西黄县一带战事正十分吃紧，刘基炎所部沪军先锋队在此已鏖战多日。清军不断加强攻势，正调第五镇张树元部欲对沪军采取包围态势，沪军北伐先锋司令官刘基炎命杜持部向黄县西南进军，阻挡清军。闽军奉命抵达黄县，即与清军展开激战，清军不敌撤离黄县，往招远一带溃退，而闽军则乘势追击，攻占招远。清军败逃后，未敢反攻，闽军在胶东地区先后多次与清军交战，历时约两个月，直至南北统一、全面停战后，方班师凯旋返闽。

在这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中，我外祖父郑玉书任福建北伐军军医长，征战烟台，参与了这场推翻清政府的伟大革命，他是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历史应该铭记这些辛亥革命的先辈们！

百度百科“郑玉书”词条又介绍他道：“民国10年秋起，历任永春县工务局局长，厦门道道尹，福建省长公署高等顾问，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咨议、联军总部财政秘书兼江苏烟酒事务局局长、安徽财政厅厅长，以及段祺瑞的财政、外贸参议。”民国三年（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省、道、县官制，分一省为数道，全国共九十三道，改各省观察使为道尹，管理所辖各县行政事务，隶属省长。

百度百科接着又介绍说：“民国15年段氏失败后，玉书返闽。嗣重返菲律宾。旋与弟崇瑜等继承父业，并在马尼拉设立南通、兴华公司，经营出入口贸易。至30年代，兴华、振东等公司在菲律宾各地已有多家分行，并在上海、香港、日本、美国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玉书转而常驻香港，主持香港华兴公司和振益行。”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大总统曹锟，先邀请孙中山北上，后与奉系妥协，请段祺瑞出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执政（国家元首）。民国15年（1926年）3月18日发生了政府镇压北京学生运动的三·一八惨案，4月10日驻北京的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包围了临时执政府，段祺瑞逃入使馆区，20日告退下野。在段祺瑞下野后，我外祖父郑玉书便脱离政界返闽，后又在菲律宾、香港等地经商。

我外祖父郑玉书虽然人在海外、香港，但心始终与祖国联系在一起，他热心投资家乡福建的各项建设事业。百度百科“郑玉书”词条介绍：“民国19年，玉书偕弟崇瑜发起在福州投资设立福峡长途汽车股份公司。同年，参与投资设立福州复兴汽车公司，经营福州市区公共交通业。”《泉州市志》在“二、交通运输业”记载：“民国19年，永春县旅外华侨郑玉书、郑揆一、林士瑾、郑崇瑜等投资10银元，在福州创办福峡长途汽车股份公司。”郑揆一就是我大舅舅，郑崇瑜是我外叔公。在该地方志“第三节投资”也记载：“民国19年（1930年），菲律宾兴华公司董事长、旅港福建商会会长郑玉书及其子郑揆一，与林士瑾、郑崇瑜等一些永春籍旅菲华侨和港澳同胞，投资10银元在福州创办福峡长途汽车股份公司，郑揆一出任总经理。”在《福州志》（第8册）“二、投资建设”记载：“民国19年，华侨郑玉书、郑揆一、林士瑾、郑崇瑜等投资10银元，福峡长途汽车股份公司，经营线路由福州至峡北。民国22年后，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南洋和中国，华侨资本受到严重打击，国内政局动荡，对华侨回国投资不利。民国22~23年国民政府强行收回公路权，使投资公路交通事业的华侨受到很大打击，华侨投资日渐下降。”可见当时民国政府对华侨政策也是极左的，极左永远是中国一些政客的通病。

在我手里还保留一份《永春党史资料通讯》第一期（1983年3月4日），里面有一篇文章《夜袭泰和堂——安南永德边区游击斗争片断》，道：“一九三四年春，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二支队二百多名游击战士，在支队长尹利东（尹利平）、政委李剑光、政治部主任N××以及当时的安溪中心县委成员翁成金等同志率领下，奔袭了永春夹际乡的伪福建省政府谘议郑崇瑞、富商郑崇琬兄弟所雇用的民团守望队。攻破了守望队盘踞的豪绅宅第《泰和堂》及石碉炮楼，缴获了长短枪二十多支，从郑家筹得军费白银二万元。”“三月二十四日（农历二月初十日）是郑崇琬的儿子郑启芬和侄儿郑启锐同时结婚的日子”，“《泰和堂》内外，张灯结彩，贴满红联。厅堂上，护厝内和炮楼上，摆满丰盛的筵席，宾客们都在吆五喝六，猜拳行令，夜间，整座泰和堂红烛高照，汽灯明亮。”，而此际“游击队‘兵临城下’”，“经过继续进行政治宣传，郑还是拒不开门缴枪，惹得游击队员们很气愤，便到附近山上搬来柴草，堆迭在泰和堂右畔护厝边点起火来”，“看到屋外火焰升起，郑崇琬一家惊慌万状，纷纷挤到炮楼上去躲藏起来。”这时，游击队班长姚水生靠一长竹竿“爬上屋顶，跳下天井，砸开铁门，敞开边门，让游击队员蜂拥而入。”“可是，郑崇琬和他的守望队，还躲在炮楼上拒不交枪。游击队又把一笔柴草搬到炮楼边来，”“支队领导一声令下，柴草堆又燃烧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郑不得不把全部枪支丢下楼来。由于“乡里一些巨商富侨，为了保险起见，都把贵重值钱的东西，寄存在他的炮楼里交守望队看护。郑崇琬怕开了楼门后，别人寄存的东西有失，不好向侨亲们交代，还是拒不开门。”政委李剑光率领几个游击队员蹬梯进入炮楼，把几个守望队员绑了起来。由于郑交不出游击队要的白银三千元，他们要把他押走，“此时，床上坐着一个老太婆，双手合十，颤颤抖抖地恳求说：‘好心哟，好心哟！’老翁对她说：‘我们红军游击队就是好心人，只要崇琬先生肯交出军费来，我们是会让他活着回来的。请你老婶放心吧！’说着，下令把郑崇琬带走了。”“在根据地里，游击队对待郑崇琬，是按俘虏政策办事的。不但让他与队员们同吃同住，而且当他的鸦片烟瘾发作了，要求抽鸦片烟时就拿缴来的烟膏让他抽个畅快。游击队对他不打不骂，经常对他讲政策，保证要让他活着回去，使他很受感动，便向游击队要求写亲笔信回家，向他母亲报平安，并表示自愿捐献白银二万元，供游击队作军费。交款后，游击队派出一个小分队，把他护送回家。”“郑崇琬获释后就到上海经商去了。不久，特地在上海买了两架军用望远镜，托人转送到根据地，赠送给二支队，并捎话对游击队说：‘你们红军游击队，待人和气，纪律严明，很有前途，使人佩服！’队员们听了都说：‘郑崇琬还是一个比较开明的豪绅哩！’”

其实，此文有误，据百度百科“郑玉书”条目介绍：“民国30年12月香港沦陷后，玉书返闽。受聘为福建省政府参议、顾问。”也就是说1934年我外祖父郑崇瑞还未担任福建省政府谘议一职。我不禁联想起红军1931年4月攻克漳州时是如何讲政策的，在童小鹏的回忆录《少小离家老大回》中道：“筹款，是红军进漳州后的一个重要任务。除了没收敌产和地主财产外，毛泽东指示要保护工商业，但可以通过商会筹款，罗荣桓就以东路军政治部名义，邀请工商界代表开会。罗荣桓首先说明共产党和红军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对个别单位把工商业当地主财产没收的事，作了批评，并宣布已经纠正。”相比之下，那些人在极左的跑道上不是狂奔得太远了吗?

这个世界莫说还真小，在文革1968年初，我在福建省委汤井巷招待所里认识了已当了大官的N××的公子，他那时虽只是福州一中初一学生，人却油得很，绰号就叫“N棍”。1968年末，老三届生都要被赶出学校，因为学校要迎接新三届生入校，在离校之际，学校规定凡在学校图书馆借书的都要把书还清，若丢失书每套赔5元，方能办离校手续。当时，我得知别班一位同学手里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这部书，就花5元钱买下这部书，让他办丢失手续。一天，N公子跑到我家玩，他向我借书，我就把《怎么办》上部借给他，我要他保证看完书一定要把书还我，他信誓旦旦做了保证，可是后来一直没还书，还好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社重版这书，我又买了一部新书，听说此公在改革开放年代去了澳大利亚。

在我手上有一件墨宝，原来我一直以为是我外祖父郑玉书的墨宝，这几天，我仔细查看一下，原来是书法家钱履周先生的墨宝，他将我外祖父遗著录下于1975年送给我父亲留做纪念。钱履周先生是前清秀才、曾任民国福建省政府主任秘书、二战结束后台湾接收大员陈仪的秘书、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台湾分署署长等，解放后为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受到冲击。他和我外祖父郑玉书以及我舅舅郑揆一都是老朋友。

此墨宝我全文录下：

粥后记

余于癸酉春，挈眷来杭，赁庑以居，及兹三徙矣。由湖滨徙东坡路时，庑后临市，有鲁人设粥肆于旁。粥之外，有饼饵菹菽之属。出入其门者，多科头跣足。余过而闻粥香，命庸保沽以进。儿童视为异味，纷索铜币去，暂乃易饼饵，而余独嗜粥，日以为常。再徙为板桥路，去肆数百武，儿童不复过问。余每于更深读罢，独就食焉。肆人乍见余至，以为异，久则视若素习。斗室之内，客恒满，有蹲而食者，有立而食者，亦有目余顾其同类，或询余客何来寓何旅舍者，余漫应之。每食，必佐以油炸面条。粥熟于巨釜，味视余家晨炊者厚。面条乍出油锅，香且脆。计值仅铜币十数枚，而余腹果矣。食时恆私念曰：人之于食物，非求能养生此乎？然，天下养生之物，固未有贵于粥，或急于粥者，特人习焉而不察耳。方今四海困穷，野有饿莩，其视有粥如天上人者，何可胜数？即余朋侪中，不乏有猷、有为、有守，不罹于咎之士，而困顿闾巷，箪瓢竟告屡空者，亦不少其人。梼昧如余，复多罹于咎，犹得徜徉湖山，一日数饱，不可谓非造物之厚余！必欲如豪侈者流，皇皇役役，日求山海珍错而饫之,以快一己之欲。微论物力维艰，难为继，而暴殄天物，亦造物所深忌也。又况所谓珍错者，或限于时，或囿于地，不能随时随地而具也。即已具矣，而日日以进向所视为肥甘者,暂乃厌弃而不屑御。不观一食万钱犹嫌无下箸处者乎？是欲求一己之欲者，适以滋其苦而已！老氏有言：“知足不辱。”能知足，则视今日所有为异数，而有余乐，犹以为未足，则居上必争，在下必夺，辱随后矣!余入世五十年，服官十七载，蹉跎岁月，一无成就，而老氏之训未尝忘，今日见诮酸寒者在是；幸免丧志辱身者，其亦在是也欤？归而记之，以明所志，且以寄示旅法揆儿，丙子岁末。

此郑崇瑞先生遗著先生在日曾邮示余幸免于楚炬谨录副妄加标点赠先生令坦林君泽医师余老本拙劣病身左目瞳孔为高热灼伤视力未复益不成字矣第二乙卯暮春履周敬识时年八十有一将移家白下。

（癸酉为一九三三年丙子一九三六年）

钱履周教授手书《粥后记》(1)

钱履周教授手书《粥后记》(2)

郑玉书手书王羲之《兰亭序》全文。

郑玉书购置、郑揆一捐赠《古今图书集成》入驻福建省永春县档案局

郑玉书购置、郑揆一捐赠《四部备要》入驻福建省永春县档案局

诚然，《粥后记》是一篇珍贵的墨宝，它是我保存的惟一一篇我外祖父郑玉书的遗著，十分感谢钱履周教授为我们家保存了它，须知，在骇人听闻的文革中他曾多次被抄家，还能有幸保存它免于楚炬，并还很有心将它抄录下来送给我父亲，使我们能够一睹我外祖父郑玉书的遗著，实属不易！我觉得《粥后记》是一篇上乘佳作，现代人恐怕很难写出它，它不仅仅是告示我舅舅郑揆一，也告示我们后人要“知足不辱”的道理。我外祖父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也能够光顾一家小小的粥肆，“出入其门者，多科头跣足”，他就为了喝一碗粥。他在该文道：“方今四海困穷，野有饿莩，其视有粥如天上人者，何可胜数？即余朋侪中，不乏有猷、有为、有守，不罹于咎之士，而困顿闾巷，箪瓢竟告屡空者，亦不少其人。梼昧如余，复多罹于咎，犹得徜徉湖山，一日数饱，不可谓非造物之厚余！”他还谴责那些“不观一食万钱犹嫌无下箸处者乎？是欲求一己之欲者”。想想当今社会出入于豪华会所的那些土豪贪官们不也是“日求山海珍错而饫之,以快一己之欲”么？知足不辱，知足常乐，我们应该铭记这人生哲理。

我在网上搜索到我外祖父郑玉书的一件墨宝，仔细查看了一下，他手书的乃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全文，书赠“汉平老兄惠存”，这是我仅存的我外祖父郑玉书墨宝影印件，其笔力清苍遒劲，盈尺中溢着静雅清刚的书卷之气。我无法查出汉平先生是何人及此件书写时间。

据百度百科“郑玉书”条目介绍:“七七事变后，任国民政府海外劝募救国公债专员，往印尼募款989万元。参与组织菲港闽侨救济会，任会长，收容厦门沦陷逃港难民2217人，募款购运大米9万余包回闽平粜，向印尼华侨募集金鸡纳霜入闽施赠。1939年，与胡文虎、庄成宗等人共同发起，组建福建旅港同乡会，出任首届副主席和第二届主席，与旅港福建商会诸同仁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发动捐款赈济祖国伤兵和难民，并成为福建华侨投资祖国、家乡建设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在香港倡组福建华侨建设公司。”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淞沪战役打响了，上海市民的救国行为通过媒体播扬全国，全国人民都关注着这场战争，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在徐志耕著的《淞沪大会战内幕全解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一书有一节道：“一位名叫郑玉书的菲律宾侨胞，原籍福建永春，民国初年曾在闽军当陆军医院院长，后来到菲律宾做进出口生意。正当他事业发达之际，日本的洋布倾销南洋。为了挽救中国的纺织业和他的公司，郑玉书出巨资到上海开办了大型的纺纱厂和大型织布厂，准备将中国货出口南洋与日商竞争。不料事业初创，上海战争爆发，郑玉书感慨于国难一日深于一日，他目睹上海民众的爱国行动，不甘落后。郑玉书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任职上海财政局长的好友徐桴，认购了2万元的救国公债，并将自己用的牌照为11852的轿车转助抗敌后援会使用。他在上海有房产，他将每月的房租3,794元按月如数交给政府，抗战一日不停，他的捐助一日不止。财政局徐局长说：‘郑先生向来慷慨，乐善好施，对于社会公益事业，都很热心。这次长期捐款，更显出他的爱国热忱，希望全国的地主富商，激发良知，积极努力，踊跃捐款，共同度过艰难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网》2011年6月3日有一文《华侨对祖国抗战经济的贡献》（作者任贵祥）道：“1940年夏,以陈嘉庚为首的南侨总会慰劳团回国慰劳考察,这些人既是侨、工商界的成功者,又是鼓励投资的义务宣传员。他們自己还亲自带头投资,如陈嘉庚、郑玉书、王振相、王金兴、李铁民等都是实际带头人。”

在《三修永春夹漈郑氏族谱》（《三修永春夹漈郑氏族谱》，乙巳年<</SPAN>1963年>三月三修印行，泉州海交馆馆藏）中还提到郑玉书先生在抗战期间购买药品救济家乡的事情：

“抗战军兴，药品奇缺，穷乡僻壤尤甚。一九四三年夏，自永安归。曾挟疟疾特效药‘亚的平’及‘规那丸’各若干，做救济用。前者在永安每粒售一美元，后者亦较战前昂贵。抵家未匝月，被索净尽。爰向李登梯购‘规那丸’一批，托世耀叔以半价出售。阴嘱勿以售者之名氏，与成本若干，告诸购者。”

在百度百科“郑玉书”条目又介绍：“民国30年12月香港沦陷后，玉书返闽。受聘为福建省政府参议、顾问。民国31年6月，参加发起成立福建归侨合作社。同年底，福建华侨建设公司与省华侨兴业特种股份公司合并，，组成福建华侨兴业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玉书任常务董事。战后，玉书与其子揆一参与发起投资福建经济建设公司，并参与投资创办福州市经建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民国37年6月，福建发生严重水灾，捐款法币10亿元，其妹郑金草亦捐助法币1亿元，赈济灾民。嗣因国内时局紧张，重返菲律宾，其后企业扩展至北婆罗洲(今东马沙巴)。”

在《华侨志》里记载：“民国29年（1940年）/永春华侨郑玉书、尤扬祖等发起集资在福建创办华侨兴业公司，由郑玉书任董事长，郑揆一任总经理。”在泉州文史资料全文库“郑揆一”词条中也说：“抗日战争期间，其父邀胡文虎、许志笙等海外巨商，在南平创办华侨兴业股份有限公司，郑揆一任总经理。该公司先在当地王台山垦植大型林场，栽种40万株杉木；又经营闽浙赣汽车运输，搞省际贸易。抗战胜利后，总公司移设福州，并在上海、厦门、香港、台湾设分公司，成为集农、商、外贸为一体的大型企业。”在我以前福州仓山老家“清庐”曾保存着两张乒乓球桌和一张康乐球台都是以前这家兴业公司关闭后留存下来的东西，如今老房子拆迁都被毁了。

在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随着台湾教育祖国化进程的加速，闽台教育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福建社会科学院网站上有一篇署名黄新宪的《抗战胜利后的闽台教育关系》一文道：“抗战胜利前夕，鉴于日本战败已成定局，在福建省临时参议会二届二次会议上，曾有与会者提出：‘拟请政府迅在闽南设定特种师范学校，培植台湾小学师资。’由此引出设专门学校为未来的台湾教育培养师资的问题。被国民政府内定为未来台湾最高行政长官的陈仪则更早地意识到了这一点。1944年5月，他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出接管台湾时急需几种教育人才，应设专门学校培训师资。陈立夫收到陈仪的函后，即令有关部门研究筹划，最后确定在福建设立国立海疆学校，为台湾培育师资力量。”“这一点还可从永春侨领、富商郑玉书《关于改设海疆学校于南安致福建省政府代电》中得到验证。海疆学校的主要筹办者张兆焕等是福建仙游人，故选择仙游为该校校址，郑玉书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于1944年8月15日致电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台澎人口约600万，其中番人（高山族） 16万余，日本人18万余，欧美南洋及其他地区人口2万余，此外都是汉人。而在汉人中，漳州、泉州等地的移民后裔居十之七八，习国语者本极少数，沦陷后汉文国语同遭废止，今日台澎民众所识的是日文，平时会话用日语与闽南方言，他们中兼识汉文国语者无异于凤毛麟角。‘政府欲准备接收台湾，既须准备接收各项企业之专门人才，又须准备善操闽南方言之中下级行政人员和中小学教师。姑举小学言之，学生38万余人，需教师9000余人，除体操、音乐、图画各科任何省人均可教授，若党义、历史、国文各科在此过渡时间非用闽南方言则须用译人也’。他认为，政府在仙游设海疆学校，训练接收台澎之师资及行政人员，是一件盛事，但莆仙方言与闽南方言差异很大，而学校势必会多招收当地学生，为台澎与该校前途计，似应将学校改设于各种条件具备之南安九都。郑玉书的这番话明白无误地说明了海疆学校系专门为培养台湾教育干部而设的性质。考虑到郑玉书与福建省政府有着密切关系，这番话的可信度是比较大的。”由此可见，当时受聘为福建省政府参议、顾问的我外祖父郑玉书对于闽台教育问题是相当关注的，他对此作了大量调研工作。

百度百科“郑玉书”条目最后介绍他说：“晚年身体不佳，长期在菲律宾碧瑶市休养兼著述。先后著有《中菲文物关系》和《郑成功传》等书。并出任菲律宾荥阳郑氏宗亲会顾问，完成三修夹輶郑氏谱牒。50年代曾汇款在家乡设立中学生助学金，捐建夹輶小学校舍一座，私宅借办保健站和幼儿园，对永春县医院亦有捐资。1965年在菲律宾去世。”2003年，郑玉书纂修的《永春夹漈郑氏族谱：五卷》由台湾龙文出版社出版，其页数达1580页，定价：￥4600.00，足见这是一个多么浩大繁博的文字工程，其内容比地方志还全面详尽，而这只是靠私人的力量来完成，我外祖父郑玉书在其中倾注了多少心血，只有写过这书的人才能有真正的体会。

据东南网2013年11月15日讯（海峡都市报闽南版记者陈丽娟通讯员施由森林育华文/图）：“记者昨日从永春县档案局获悉，和《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齐名的《古今图书集成》，正式在永春县档案局亮相，这是目前永春县发现的最早百科全书。同时入‘住’永春县档案局的，还有同是民国时期印发的《四部备要》。/该县原侨联主席郑梓敬介绍，这两套藏书原系永春籍爱国华侨郑玉书所购。1985年，郑玉书之子郑揆一将书捐赠给夹际中学图书馆。日前，夹际中学将藏书寄存到永春县档案局，希望能让藏书得到更好的保存。/在永春县档案局三楼的库房里，记者看到，这两套藏书至今保存完好，装订精善，字迹清晰。另配有檀木制成的书箱一套，做工精美，箱面正中分别镌刻着‘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字，左上侧小字为‘中华书局印制’，右下刻有‘永春励园弥藏’等字样。/永春县档案局相关人士介绍，《古今图书集成》被称为‘古代百科全书’，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列为中国古代三部皇家巨作，由清朝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陈梦雷创编而成。此次亮相的《古今图书集成》是1934年由中华书局缩印发行的，此版校勘精细，是当时最通行、最精善的本子，共计808册，现存仅缺失4册。该书同时也是目前永春县发现的最早百科全书。/《四部备要》也是中华书局1920—1936年陆续编辑排印的，原收书350余种，目前仅存收书337种，共2328册，虽部分略有缺失，但收书较齐全。该套藏书主要侧重于选印较有代表性的校本、注本，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永春县档案局局长陈碧海说，得益于夹际中学的妥善保管，书籍至今仍保存完好，无破损书页。但年限已久，为避免书籍遭遇虫霉之灾，下一步，他们将采用熏蒸杀虫的方法对书籍进行防虫杀虫处理，并修复书箱。”

《诗经·邶风·凯风》曰：“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我外祖父郑玉书是一个大孝子，在他的故乡福建省仙夹镇夹漈村有一景点郑母洪太夫人亭，就是为了纪念其母而建。我外祖父郑玉书还重金聘请宣统皇帝的帝师陈宝琛为其母撰文《郑母洪太夫人墓表》，由宣统皇帝的另一位帝师郑孝胥书写。以前在我老家“清庐”的地下室里保存有数百册这些墓表线装书，在1966年8月文革“破四旧”时，统统被我父亲单位的“冲锋队员”们来我家抄家时付与一炬，我在新写实长篇小说《非常十年》（香港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写道：以后，那班十字军骑士们手忙脚乱地把那些线装书统统弄到大门外面的马路上，将书堆积得像山一样高高的，他们划了火柴点燃这些书。

顷刻间，这些线装书都着了火，那火借助着风势，必必剥剥，吐着一条条黄闪闪的火舌，卷着烈焰，像篝火一样越烧越旺，大股的黄褐色烟柱腾腾而起，只见一片血红的火光辉映着黄昏的天地，那霍霍抖擞的火焰飘荡在徐徐落下的轻纱般的夜幕中。

　　那火焰腾腾的景象吸引了不少过路的行人，他们不由地都停下来聚围在四周观看着，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路人一边看着，一边连连摇头私下议论说：

　　“这么多这么好的线装书都被烧掉了，实在太可惜了！”

　　“唉──现在有钱恐怕也买不到这些书了，但这些线装书却被火烧成纸灰，可惜，可惜！”

　　在冲天的火光中，人们的眼前仿佛展现出了一幅幅的历史画面：那是一场可怕的火灾，本来，人间是没有文字的，传说上古的时候，仓颉为帝南巡登阳虚山，有灵龟负图出于水中，仓颉接受后，就懂得了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造为天书，写下28个大字，这下可闯了祸，龙哀鬼哭，说是有了字，人就能书了，泄露天机了，于是泼油纵火，颓山裂石，至今阳虚山仍一片乌焦。那又是一场大火，传说中有一位圣人，一手执剑，一手执自己的经典，逢书便焚，并且宣称：“凡是主张与我相同的，有我的经典在，就不必让它存在；要是主张与我相反的，我决不让它存在。”那又是大火弥漫，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暴君秦始皇下令将天下的所有私书除医药、卜筮、农作书不禁外，一律送交郡的长官郡守和郡尉烧毁，令下之后三十天不送所藏私书到官府者，处黥刑（面额上刺花的刑罚）、罚作城旦（服四年筑城劳役的刑罚），并且，秦始皇还活埋儒生四百六十余人，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事件。又是一场烈焰腾腾，1933年5月10日，那时希特勒刚上台不久，纳粹党下令全国把“废物”澄清一下。于是，那些“废物”──莱辛的诗歌，海涅的谣曲，亨利·曼的小说，汤玛斯·曼、斯宾诺莎、伏尔泰、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威尔斯、高尔基的著作，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蔼理斯的《性心理学》等等，统统由趾高气扬的SS或者SA扔到广场的火堆里……

　　然而，无论是龙哀鬼哭也罢，传说中的那位圣人也罢，还是秦始皇的专制残暴也罢，希特勒的法西斯手段也罢，人间毕竟有了文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历史上每个时代的先行者把当时的先进思想和技艺，以书的形式凝聚起来，辐射开去。书，象征着智慧与文明，历史在发展，文字也在发展，科学文化也在发展，从“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到今天已经进入缩微图书、磁带版图书的时代了，人类智慧的奇光，正是在世世代代积聚而成的书的高原之上放射出来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人类社会已发展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今天，居然还有人害怕人民识字有文化，欲毁我五千年文化精华于一旦，拒世界优秀文化于国门之外。他们借破“四旧”之名，肆无忌惮地放火焚书，偌大的神州，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到处是燎原烈火，多少有价值的书籍被付之一炬，一根火柴可以把几千年的知识文化化为灰烬。众所周知，火的使用使熟食成为可能，因之缩短了食物消化过程，有利于脑的发展，导致中国猿人进化为人。但是，想不到历史的进程当真是“永恒循环”和“虾式运动”，人类发明了火，而专制主义者、宗教神学的卫道士们又用它来破坏人类文明，那种目不忍睹的惨状令人心悸，正是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间之奇景也！噫吁兮，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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