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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氏渊源

仕尾郑一信家族之家训家风

时间：2016-05-09 来源：来自网络作者：郑氏网

家训家风源自三水教谕慎庵公

家训，是一个家族长辈对于后代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垂訓之言；家风，则是这个家族世代相传的言行准则和风气。

要了解历史上仕尾村郑一信家族之家训、家风，就不能不要先了解仕尾村郑氏家族的房系始祖、明嘉靖贡生、三水教谕慎庵公郑琛。

郑琛（1475-1556年），字必献，号慎庵，俗称“学官公”，惠安古十七都西溪蔡里（今紫山镇仕尾村）人，宋代大文人、咸平甲科进士郑褎（962-998年）之后，明代嘉靖进士、广西按察司副使、惠安一代名臣郑一信（1528-1590年）之祖。

郑琛公一生抱负不凡，志向远大，在世时淡泊名利，“甘谵忘物（反复告诫人们要舍弃物欲）”，从不显赫名声、铺张奢靡，被后人称之为“宿儒”（年高而又博学的学者）。其天性温厚，厚德载物，学问渊博，宦绩卓著。

郑琛公“三十始补邑庠生”（即三十岁时中秀才），又于明嘉靖五年丙戍（1526年），被录取京师国子监深造，荐选为岁贡生（相当于副榜举人）。嘉靖六年丁亥（1527年），郑琛公得以贡生身份授浙江嵊县（今浙江嵊州）训导，十三年后，又擢升为广东三水（今广东佛山市三水区）教谕，官正八品。郑琛公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担任县学学官，前后十六年，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乞休”致仕，回归故里，安度晚年，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逝世，享年八十有二。

郑琛公去世后，明嘉靖进士、惠安历史名宦李凯在《慎庵郑公暨淑懿陈氏墓志铭》中无不感慨地写道：自从科举走向兴盛，读书人大多朴实厚道，有所作为，但也有一部分意志薄弱者，经不起浮华、糜烂的社会风气的袭扰，纷纷拜倒在物欲的面前，鲜能“有为于世”。惟有郑琛公淡泊名利，厌恶侈靡，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而且能做到自少年至壮年，自壮年至老年，始终如一，卓然有成。有如此优良品德，并能一生持之以恒，真不愧为士中之豪杰乎！

郑琛公一生大德大爱，厚德载福，福分多多。明嘉靖三十四年乙卯（1555年），郑琛公之孙郑一信、郑一濂俩兄弟，同期参加乡试，同科同榜中举，“一时并贵，声震闽中”。兄弟俩中举后，各地布政使（藩台）、按擦使（臬台）、郡太守、县老爷（换成现代的话说，也就是各地的省长、市长、县长等各级领导），都纷纷前来西溪蔡里（即今惠安县紫山镇仕尾村）庆喜，道贺。一时间，门庭若市，热闹非凡，“车马喧沓”，场面壮观。后来，孙郑一信又于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年）再登进士第，入京为官，连升三级。之后，又迁升金华太守、石阡知府，为人类西汉大臣张敞、尹翁归之清正严明，刚直不阿，终广西按擦司副使，官正四品。孙郑一濂，举第后，授广西横州知州，又擢广西思恩军民府知府同知，官正五品。

郑一信、郑一濂“连登上第”的科举辉煌及其同朝为官的显赫功绩，《钦定四库全书》史部中收录的闽、浙、贵、川、桂、粤等六省通志及《惠安县志》、《泉州府志》、《八闽通志》、《闽书》、《螺阳文献》等等地方志书文献也都纷纷予以刊载、褒赞，甚至连广东省的《三水县志》都发出这样的赞叹：“后二孙（指郑琛公之孙郑一信和郑一濂）连登科甲，人们都认为这是郑琛公的厚德载福之报耶！”

同榜中举的郑一信、郑一濂俩兄弟，当官为民，“大播恩信”，致仕归里后，又“居乡有惠德”，以其大德大爱、政绩卓著而蜚声遐迩（详见笔者拙作《一代名臣郑一信》）。不仅如此，郑琛公之孙郑一伟、郑琛公之侄郑鹤山、郑琛公之侄孙郑元麟、郑琛公之曾孙郑兴绪、郑琛公之曾侄孙郑宇明、郑一濂之子郑柏茂、郑一濂之孙郑为宪…等等，或是满腹经纶、才高八斗的诗经才俊、自由学者，或是武艺高强、力拔山兮的武科举人、津门守备。即使到了清朝的乾隆年代，郑琛公的裔孙郑纯及其郑纯之祖父郑文有、大伯郑廷季、五叔郑廷珩，或是太学生，或是国学生，或是恩贡生，被后人雅称为“叔侄兄弟明经”而流芳后世。这些仕尾郑氏先贤，如同璀璨的繁星，点缀在仕尾郑氏家族的历史星空，光芒四射，光耀夺目。

一个小小的仕尾村，一个默默无闻的仕尾郑氏家族，竟能创造出如此辉煌的历史，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又是事实，这又是写在六省通志及其各种官方志书文献资料中的历史事实！

这毋庸置疑的事实，既得益于这个家族的家学渊源，更得益于这个家族的房系始祖慎庵公郑琛及其先祖所倡导的家训、家风！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至今还没能寻觅到直接的关于仕尾郑一信家族传承的家训、家风的史料遗存。然而，通过大量的志书文献的筛查，分析，我们又间接地查找到相关的信息资料，印证了慎庵公郑琛就是仕尾村郑一信家族家训、家风的创始者与传承人。

梓刻在志书文献中的家训家风

郑琛公厚德载物的高尚品德，不仅为平民百姓所颂扬，也为官方志书文献及其各种史料所垂青，载入史册，永垂青史。

在笔者摘录的大量文献资料中，明清各个朝代的《惠安县志》、《泉州府志》、《福建通志》、《闽书》和《四库全书》史部收录的《广东通志》、《福建通志》及浙江省的《浙江通志》、《嵊县志》，广东省的《广东通志》、《三水县志》等，都记载有郑琛公的职官、宦绩、传记，也正是从这些宦绩、传记中，我们找到了郑琛公留给这个郑氏家族的家训、家风。

在续修的《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的《广东通志》卷二百四十七之宦绩录中，收录有记载郑琛公的一段宦绩：

“郑琛，惠安人，以贡士授三水教谕。学有渊源，日聚诸生，剖析理奥，穷年不倦。甘淡薄，不受餽遗，视诸生若亲子弟。嘗最诸舍生曰：‘家修即所以廷献，学者当慎所始。’居三年致仕。其后诸孙联登上第。”

在民国《福建通志》卷九之福建列传、明人物中，收录有郑琛公的一段传记：

“琛，字必献，以贡生授嵊县训导。水暴涨，夜半扣县令门，为民请命。承委视水，埋胔瘗殍，有恵政。迁三水教谕，日聚诸生，剖析理奥，穷年不倦，居三年致仕。”

在明《闽书》和清《泉州府志》的明循绩录中，分别刊载郑琛公同样的循绩：

“郑琛，字必献，惠安人，褎之后。嘉靖丙戍（1526年）以贡授嵊县训导。…嵊水暴涨，半夜扣县令门，为民请命，承委视水，埋胔瘗殍，赈业流亡。升三水教谕，期会、课程如嵊。以邑庠新建，萃旁县之材，为更番讲学之法。乞休归。粤志称琛：‘学有渊源，甘澹忘物。’孙一濂、一信。一信，守金华，类张敞、尹翁归之为人，终广西按擦副使。一濂，思恩同知，居乡有惠德。”

而在清嘉庆二十四年编纂的广东省《三水县志》的卷之十秩官传中，也收录有相似的一段传记和褒词：

“郑琛，…天性温厚，学问渊博，日聚诸生，剖析理奥，穷年不倦。甘清淡，厌侈靡之习；忘物累，无出位之私。后二孙连登科甲，人以为厚德之报云。”

在这里，无论是清乾隆皇帝钦定收录的《四库全书》，还是地方官府编纂的《闽书》、《泉州府志》或《三水县志》，我们都能看到郑琛公“天性温厚，学问渊博，日聚诸生（即考取秀才入学的生员），剖析理奥（高深的义理），穷年不倦”的敬业精神和大德身影，也能看到郑琛公“视诸生若亲子弟”的至善美德与博爱胸怀。同时，又让我们感悟到郑琛公那“家修即所以廷献，学者当慎所始”的垂训教诲，也感悟到郑琛公那“甘清淡，厌侈靡之习；忘物累，无出位之私”的为人风范。毫无疑问，这些难能可贵的宝贵史料，让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这就是慎庵公郑琛公留给其家族后人的家训、家风！

家修即所以廷献，学者当慎所始

“家修即所以廷献，学者当慎所始”——这是慎庵公郑琛垂训仕尾村郑氏后人的一句家训、祖训。

《钦定四库全书》收录的《广东通志》中的这句：郑琛“嘗最诸舍生曰：‘家修即所以廷献，学者当慎所始’”，堪称是一句至理名言。

在这句名言中：“家修”，即“修身齐家”；“所以”，就是“用来”的意思；“廷献”，原意是进献给朝廷，也就是当今所说的“贡献给国家”；“学者”，即求学者；“慎”，就是“务必勿××”的意思，“所始”，就是“最初的时候”，即“初衷”。“当慎所始”也就是当今所说的“应当不忘初心”。而这个“初心”，就是报效国家，治理国家，实现“国治而后天下平”。

把整句翻译成现在的语言，那就是：

“做好修身齐家（指加强自身的修养，治理好家政），就可以用来报效国家，治理国家，所以，求学者应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虽然，史料提供的记载只是郑琛公“尝（曾经）”对“最诸舍生（那些准备放弃学业的优秀学生）”讲的一句训词，但是，我们有理由可以认为：作为一县之教育系统的行政长官，这是他垂训学子的一句师训；而作为郑一信家族的长辈，这又是他垂训子孙后代的一句家训；而作为仕尾村郑氏家族的先祖，这更是他垂训仕尾村郑氏后人的一句祖训！

甘清淡，厌侈靡之习；忘物累，无出位之私

“甘清淡，厌侈靡之习；忘物累，无出位之私”——这是慎庵公郑琛传承给仕尾郑一信家族的良好家风。

“甘淡薄，不受餽遗，视诸生若亲子弟”是收录在《钦定四库全书》的《广东通志》中的一处记载；“甘清淡，厌侈靡之习；忘物累，无出位之私”是收录在广东省《三水县志》中的另一处记载。文句不同，但内涵一致，都是追忆与记述慎庵公郑琛大德大爱的言行准则与为人风范。

在这两处记载中：“淡薄”指的是清贫；“餽遗”即馈赠；“清淡”，指的是清高（指品德高尚,不同流合污）与淡泊（对于名利淡漠,不看重）；“侈靡”即铺张奢侈；“物累”，指的是外物（物欲）所給予人心的诱惑；“出位”指的是超越自己职务（地位）权限的行为。

翻译成今天的语言，整体的大意是：

郑琛公“宁愿一生清贫，也不要接受馈赠，更不能贪污受贿；乐意淡泊名利，又厌恶铺张奢侈；甘愿舍弃物质诱惑，也绝不能滥用权势，为私谋利！”

这就是慎庵公郑琛的为人秉性，这也是他一生为人处事的真实写照，这更是他传承给仕尾郑一信家族的良好家风，也是他德泽子孙后代的精神食粮！

敦尚文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

慎庵公郑琛所创立和承继的家训、家风，垂训着后代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传递着先辈大德大爱的言行举止、为人风范，并在仕尾郑氏家族中得以传承与发扬光大。而郑琛公之孙郑一信则是这个郑氏家族中传承与光大其家训、家风的佼佼者。

我们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经典，出自孔子的《礼记·大学》：“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显然，治国必先齐家，齐家必先修身，修身是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完善个人修养，规范自己行为，才能管理好一个家族、成为宗族的楷模，也才能为治理国家做出贡献。同时，孔子又说，修身又必须做到：“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所以说，只有读书学习，获得知识后才能做到“修身齐家”，而后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

郑琛公是位大儒，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所以，他倡导的“家修即所以廷献，学者当慎所始”的家训信条，堪称是对儒家经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好诠释。

郑琛公一生博学多才，学问渊博。他把读书成才，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其后代裔孙则是“以家学正传”，“精工博士家言，烨然有声学校间”而家声鼎盛，科甲绵延。尤其是郑一信、郑一濂两兄弟，更是敦尚文教，践行仕尾郑氏家族的家训、家风，博学笃志，以“乙卯同登”的家族壮举，创造出惠安郑氏乃至惠安历史上的科举辉煌。

北宋欧阳修有名言：“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说的是：修养品行从学习开始,学习以读书为根本。

郑一信博览群书，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好读书也喜藏书。在众多的文献资料中，留下许多佳话。他在京师为官时，倾囊中所有购买奇书，有时资用不赡，就租回来手抄。这样，藏书与日俱增，堆满了住所，汗牛充栋，被人称之为“书痴”、“书癖”。

或许是受到家族家训、家风的传承与影响，郑一信的堂伯郑鹤山也是一位好读书又喜藏书的学者；而郑一信的堂兄，也就是郑鹤山之子郑元麟，则是“父鹤山，即喜藏书，其又增聚之，使家藏甚丰”。志书记载，郑元麟“少好学书，尤工诗”，后成为明代惠安著名的诗人与自由学者。

而郑一濂之子郑柏茂，也是惠安明代著名的诗人。毫无疑义，能够被后人视为诗人者，如果不是勤奋好学，哪来学富五车，满腹经纶！

郑一信不仅自己博览群书，学而不厌，而且还特别敦尚文教。出任金华知府时，为使后人感受历史，凭吊忠魂，他把倡导学风、教书育人、建先贤祠、修文庙、赡养贫困诸生等作为他施政为民的重要指标，受到当地士民的褒赞。他捐出自己的俸禄修葺吕成公而下诸大儒、名公的祠宇，又捐俸禄置吕成公祀田，做到祭祀先贤不用公款。除此之外，他还为当地诸生开课讲学，“相与扬扢经义，口授大旨。”郑一信离任后，金华学子接连考取功名。兰溪人陆可教就是其中之一，仕至南京国子监祭酒、翰林院修编。

在贵州石阡继任郡守时，郑一信依然是“置学田，赡诸生，而身为之师。”同时，招收那些“叛夷（少数民族罪犯）”并在其所在“成村居教之，树艺蓄积，摩抚以儿子，不鄙夷诸生。”在这里，“摩抚以儿子，不鄙夷诸生”与慎庵公的“视诸生若亲子弟”如出一辙，其大德大爱，令人叹服。后来，石阡士子受此激励，勤奋攻读，中举登第者“接踵以最（接连不断）”。

在贵州石阡期间，郑一信尤其重视文化建设的投入。他整修黔南仙境太虚洞，题摩崖石刻七处，使之成为当时贵州的名胜古迹、当今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他重修石阡郡著名的明德书院，使之成为明清时期的郡学学堂、如今的石阡一中；他建双烈祠，敬祀烈女王氏迦蓝，弘扬封建社会女子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忠烈义举，等等。郑一信离任后，石阡士民感其恩德，于城南修建遗爱祠（生祠），并把他雕塑成像，入祠供奉，受到当地士民百姓的万世敬祀。

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郑一信弃仕回归故里后，依然继承郑琛公“终日点勘书史，虽隆寒盛暑不废”的读书爱好，“日繙所购书，召诸于庭授之”，即每日除了自己翻看书籍外，还召集乡贤、诸生到自己的住所，给他们授书讲学，播撒学识。因而，受到家乡父老百姓的崇敬与爱戴。

厚德载物是勤政爱民的精神源泉

“厚德载物”，意思是：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承担重任。郑琛公是一位厚德载物的县学最高学官，而郑一信更是一位厚德载物的一代名臣。他们大德大爱，勇于担当，敢于进取，在仕途生涯中，勤政为民，勤政爱民。

郑一信入仕为官近二十年，留下不朽的业绩。他为官清正严明，刚直不阿；他为政崇教持法，廉洁奉公；他为人平和谦恭，嗜义好施。

出守金华时，他“用严饬治椽吏”，“锄大豪傅某”，“计擒盗魁”，“并逮豪右”，起到严厉的威震成效，令那些作恶多端的吏胥被严加惩饬后，“而下皆敛迹”，甚至连贪官污吏也尽皆收敛，直至隐蔽行踪,不敢露面。金华郡也因此“八邑廪廪”，“境内肃然”，老百姓皆称颂郑一信为“神明”，办事“公允”，类西汉大臣张敞、尹翁归之为人，清正严明，刚直不阿。

主政贵州石阡郡期间，他恩威并举，“治如金华，而济以宽”。尤其处理少数民族罪犯时，更是打击从严，处理从宽，甚至“招致叛夷（少数民族罪犯）所在成村居教之。”

在四川和广西出任按察副使时，郑一信更是积极推行张居正变法，“裁汰冗员，整饬吏治”，对吏员严加稽考任用。对那些丈量田亩、清理军伍和茶马古道上的贸易等等诸大政事，都予以严加稽查、核验，尤其是对那些“百蠧猬集”的行业，尽皆予以“搜洗、劘察”，做到夙弊一清，“无所捐漏”。

郑一信是否看过《七品芝麻官》我不敢讲，但“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至理信条，他一定铭记在骨髓中。他体恤民情，爱民如子。他心地善良，同情怜悯百姓的疾苦，他把百姓视为兴邦之本，行事以为民谋利为首选，时时处处为百姓着想，为弱势群体撑腰。

在石阡，他建“劝农亭”，倡导勤劳致富；教百姓种植农作物，实现自给自足；奖赏勤劳致富者，惩治好逸恶劳的赖汉；实施降低赋税，减轻劳役的政策；开放市场，亲自裁定供应渠道；减免市场置办费用，让商人得到实惠，保证市场繁荣…等等。如此一来，石阡郡政通人和，百业俱兴，郑一信也因此政声斐然。

金华郡历来是个诉讼纷繁的地方，相恶交讼之事累禁不绝。郑一信办案，明镜高悬，公允清正，爱心满满，往往先把妇女排除在外，禁其株连，令人心服口服。即使是诉讼费用，也是该省即省，有的罪犯家境贫寒，交不起赎银，就让其代之以纸币，因而更是深得民心。

有两兄弟为争田亩，大打出手，并交讼至衙门。郑一信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反复说服、开导，用骨肉亲情等理念进行心理感化，兄弟俩最终重归于好，并相互谦让。

出任刑部员外和刑部郎中期间，他主持公道，平反大量冤狱，留下千古美誉。

有一次，他回故里探亲，了解到有一乡民鸣冤，谓以诬告罪被追究法办，欲于处死。郑一信为其查访案情，确认属于冤狱，便通过当地刑狱，为其平反释放。事后秘而不宣，连当事人都不清楚是什么人为自己申冤雪耻。

郑一信为人亲善，性“嗜义好施”，“好行阴德”。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入侵，惠安百姓惨遭烧杀抢掠，尸横遍野，暴骨如莽。郑一信参与抗击倭寇，毅然“大出金、谷”，捐资召募僧徒、僧尼，组织民众掩埋尸骨，超度亡灵。

当年在石阡郡为官时，有一位在役武官暴病身亡，时下妻、儿又已离开人世，家境贫寒，无力处理后事。郑一信得知后，捐出自己的俸禄为其治丧，并安排身边的人买棺材收殓后护送其回归故里安葬。

有一年，故里的气候异常，天大旱，农作物歉收，老百姓生活艰难。这时，郑一信与从弟郑一濂一起，主动出面，向官府力倡田租减值。同时，奉献自己的粟谷或用于赈赠，或用于低贷，让百姓度过灾年。百姓思念他们，立碑于里第之南纪述这一善举，以缅怀其功德。

这就是一代名臣郑一信！他尽心尽责，恪尽职守，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是一位勇于担当的人，是一位厚德载物的人！

忘物累，无出位之私是为官清廉的思想基础

郑琛公“甘淡薄，不受餽遗，视诸生若亲子弟”，“甘清淡，厌侈靡之习；忘物累，无出位之私”的良好家风，在郑一信、郑一濂等裔孙中得以传承与光大。

在慎庵公“甘清淡，厌侈靡”的思想熏陶和“甘谵忘物”的谆谆教诲之下，形成了郑一信、郑一濂为官清正廉洁，不贪不腐的高尚品德。

在多年的施政过程中，郑一信坚持裁汰冗员，整饬吏治，淘汰了一批批不称职的官员，惩治了一批批贪污腐化分子。而这些贪官污吏虽一时收敛形迹，惶惶不可终日，但还是有个别“顶风作案”者，竟敢“以身试法”，继续索贿受贿。有一贪官，受贿金额巨大，按法度量刑，已达治罪水准。该贪官为蒙混过关，狡诈使奸，把金子藏匿于茶叶之中，给郑一信送礼，企图行贿郑一信。案发后，郑一信不仅不领情，反而数罪并罚，严惩该贪官污吏，并惩治其相关属下。如此一来，那些贪官污吏被震慑得纷纷断指立誓，表示要痛改前非，革心洗面。

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郑一信在罢官并即将离开粤西（即广西苍梧道）回归故里时，当地有百姓感其恩德，把佩戴在身上的贵重饰物“大璫（一种金银首饰）”脱下来，要送给他，让他戴着留念，也被他当面“立谢绝之”。

回归故里后，郑一信筑别墅一座，名取“景莲楼”，寓意其景如莲，出淤泥而不染，更能看出他的清廉脱俗，高风亮节。

在仕途生涯中，郑一信担任过刑部高官、两郡知府、两省按察司副使，位高权重。他从事刑狱政事的复核，从事“清戎、方亩、茶盐诸大政”的监察，特别是处置那些从土豪劣绅那里缴获、没收的大量金银珠宝等等政事，在贪官们看来，都是“百蠧猬集”而又“油水”丰腴的差事，要贪要占，那可是易如反掌。可我们的清官廉吏郑一信，“忘物累”，不贪不腐，清廉一生，即使是到了已经罢官令归的最后时刻，依然“不受餽遗”，两袖清风，真正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

郑一信，不愧为海瑞式的大清官！

联想到今天的“打老虎”、反腐倡廉，有多少“大老虎”、“小老虎”贪赃枉法，疯狂敛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权力监管的不力，就在于当权者有“出位之私”，故而知法犯法，以权谋私。相反，郑一信作为一位司法高官，敢于除恶扬善，敢于做到“执法不阿”、“明正公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继承了“忘物累（舍弃物欲的诱惑），无出位之私” 的良好家风，因而也造就了他为官的无私无畏、清正严明。

郑一信，清廉一生，仁厚爱民，即使是返归故里，也照样是“居乡有惠德”。

郑一信与郑一濂为从兄弟，他们心地善良，平和谦恭，从不分尊卑贵贱，只要是正当又自己能够做到的，帮人排忧解困无不尽力而为。当百姓每每遇有天灾人祸有求于他们时，都无不尽可能地予以施舍、救助，拯人于水火之中。志书载，百姓每有“利病（灾难）”，兄弟俩都会主动出面，“叩之有司（官府）”，为民请命。而“大播恩信”之后，则“杜门断请谢”，其清廉脱俗的崇高品德，令后人肃然起敬！

明嘉靖年间有“官箴石”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郑一信入仕十九年，五地为官，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称得上是居高权重的社稷之臣。他以“公”服众，以“廉”生威，以奉法循理的循吏政绩和清廉一生的道德风范，诠释了“公生明，廉生威”这一至理信条，也承继了“忘物累，无出位之私”这一良好家风，在明代中后期的文明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

淡泊名利是郑一信家族的道德风范

“淡泊名利”，是慎庵公传承给仕尾郑氏家族的一道家风，强调为人正直，不为名不为利，不铺张奢侈，不同流合污，更不能以权谋私。

当官不为名、不为利，身后不留名声、不留遗存，这是一般人无法想象，也是难以做到的。但是，慎庵公郑琛做到了，一代名臣郑一信也做到了，郑一信家族的后代裔孙也都做到了。

拜谒过惠安文物史迹“郑琛墓”和惠安文物史迹“郑一信墓”的人或许会发现，他们的墓碑都是清白的花岗岩一块，没有任何字迹，墓园也没有安置墓志铭，四周更是难觅任何镌刻墓主身份信息的印记，这与他们或是八品学官、或是四品按察副使的显贵地位极为不符。然而，这又是事实，这又是让后人感慨万千的历史事实！

清官郑一濂的墓葬位于泉港区涂岭镇的中尼坑狮山，也同样是立无字墓碑，也同样没有配置墓志铭。可惜，也正是郑一濂墓因为是“无字碑”而被视为“无主墓”，毁于1996年的福厦高速公路建设。如今，已经难觅其遗存。

慎庵公之孙郑一濂，当官为民，政绩卓著，淡泊名利，两袖清风，虽官及知府同知，却也怀才不遇。在擢升知府同知后，又仕途得志，屡膺奖荐。然而，官场勾心斗角、相互排挤的黑暗现实，令他不得不放弃继续升迁的机会，毅然决然地选择罢官，选择全身而退，回归田园，隐居故里。

而慎庵公之孙郑一信，虽政绩斐然，为百姓所敬颂，却也招惹官场内外无数不法之徒的怀恨、报复，造谣诽谤，恶语中伤。有一次，也就是导致他罢官令归的这一次，时掌地方大权的一位高官，意欲夸大其剿除匪盗的功次，向上邀功请赏。郑一信在核查时，恪尽职守，不肯其弄虚作假，伪造政绩，坚持实事求是，如实上报，因而惨遭这些官场小人的疯狂报复。然而，即使是这样，他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风格和那为官清正严明，为人清廉耿直的秉性，矢志不渝。之后，他毅然选择罢官致仕，回归故里。

慎庵公之侄孙郑元麟，虽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却同样是位“淡泊名利”的自由学者。郑元麟在“尝游旰江，陟麻姑揽胜（曾经遨游江西的旰江和登麻姑览胜）”时，明室三代益藩亲王（即受封王的明皇室成员，疑朱翊鈏、朱常、朱由本）都对他十分器重，“皆延为上客（皆尊他为座上宾）。”郑元麟虽是位俊彦名士，声名显赫，但在益藩亲王“强之仕（极力举荐他出来做官）”的情况下，他依然“力辞旋里（婉拒为官，回归故里），”后又“归卜父坟，乃庐其侧（在父亲的坟墓旁筑庐居住，为父守孝），闭户穷经（闭门做学问），”还是选择隐居田园，淡薄一生，终年八十。

郑元麟之子郑宇明，“著有羲易说、阴符经、解道德经、解罗经、图解文始天官天学、卜居合编、神枢经、家礼仪节、闽谱、宗谱十余种行世”，是位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奇门才子。虽工于著书立说，又受到前辈高人的“重之（器重）”，却还是“立身为学，不乐仕进”，也就是说，他宁愿做学问，修养品性，也不乐意出仕为官。

纵观古今中外的官场博弈，多少人为了达官显贵，为了光宗耀祖，多少人为了荣华富贵，为了骄奢淫逸，贿官买官，拉帮结派，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相互残杀，无所不用其极。而我们的先祖慎庵公郑琛及其仕尾村的郑氏先贤，他们“厌侈靡，忘物累”，淡泊名利，无私无畏，光明磊落，心胸坦荡，为后代世人续写了官场人生新的篇章，也为仕尾村郑氏后人留下彪炳史册的光辉一页。

这就是仕尾村的郑氏先贤，这就是在慎庵公郑琛家训、家风垂训与熏陶下的仕尾村郑一信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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